红木家具与国人的“木头情结”

十年前，我装修完房子后在成寿寺路某家居卖场花五千元买回一套书柜，先把自己比较看重的书房布置起来。书柜是老款式，刷了红漆。有位同事是北大毕业博士，看到后说：“你这书柜是红木家具，看上去真上档次。”

　　那时真傻真天真，我居然相信自己买了套红木家具。我脑子里的“红木”和“红木家具”是模糊的老名词—旧时豪绅贵族专用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至于红木究竟为何物一概不知，只觉得一定是红色的。2006年我开始采访红木收藏人士，2008年起大量与红木从业者打交道，这才发现，红木这个词与北大博士当时的理解大相径庭。

　　红木家具在中国大量制作和使用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，自明朝隆庆、万厉年开始，黄花梨、紫檀家具成为皇室贵胄专享的奢侈品。黄花梨产自海南、安南（今越南），紫檀产于印度。有种说法是：紫檀是郑和下西洋归国途中压舱底带回来的，现在这个说法备受争议，但有两点不可否认，一是紫檀的产地为印度，二是紫檀大量进入中国是自明代隆庆年间海禁开放之后。

　　到了清早期，因为对黄、紫两类硬木过量采伐，原有材料不能满足皇宫贵族上流社会使用需求，产于东南亚国家的另一种珍贵硬木“红酸枝”被更多地开采进口到内地，成为紫檀替代用品，“红木家具”也随之成为中国富绅阶层竞相追逐的高端居家用品。那时的“红木”概念特指红酸枝，而这种红酸枝，又主要是指产于东南亚泰、老、越、柬等国家的交趾黄檀，少部分为巴厘黄檀、奥氏黄檀。

　　红木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符号。但因历史原因，这个词在上世纪的数十年间曾一度在国人生活中消失不见。二十世纪、二十一世纪之交，伴随文化复古心态，红木重新进入大众视野，并越来越多地被做成高端家具和家居用品，进而成了人们的观赏、收藏和投资物品。

　　但是，这时候的“红木”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。首先，“红木”不再专指红酸枝，而是在历史基础上加入了近年发现和使用的材质。按2000年颁布的红木国标，共有5属8类33种木材；其次，“红酸枝”也不再只是原来的老红酸枝即交趾黄檀，还出现了微凹黄檀、非洲黄檀等酸枝类木材。

　　这样就基本梳理清楚了“红木”概念，对行内人挺简单，对行外人又挺复杂。

　　自从与红木行业打交道起，为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，我一直在读传统家具和古建筑方面的书。书中所见让我吃了一惊，木头跟中国人的生活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居然一直联系得如此密切！

　　比如国家的建立，比较重要的是政权的确立以及政权机构所据之所：邦社与庙堂。早在春秋战国时，孔子这样的至圣先贤就为木材使用立下了规矩：“凡建邦立社，各以其土所宜之木”，其中有一层意思就是“就地取材”。这有点像先民时代使用的货币：靠近海边湖泽的用贝壳，临着深山矿脉的用石片玉片……那么，有没有一种像黄金硬通货可以通用于四方的建筑用材呢？后来先人选中了楠木、红松、柏木等，建筑用材渐渐突破了地域限制。家具用材也与此类似，有一些木材被各地大量使用，如北榆南榉、东北松柏、西南楠樟等。但单一的树种推广使用总是有限度的，古董家具收藏家知道，民间苏作家具多用榉木，晋作家具则多用榆木，地域差异显而易见。

　　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，与木头有着如此深厚难解的渊源。据民间传说，先祖尧比较先发明了以木倚山造屋，并用木制手推车娶回了自己的妻子。虽是一个传说，但从中可以读到的信息是，祖先动手制造房子、生产工具和家具，比较早都源于木头。过硬的实物证据则见于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。那里出土的木制农具、木碗和榫卯相衔的木梁架，至今都未朽烂。

　　木头在中国人生活中“源远流长”。中国人用木头造出纸张，用木头刻字制版，然后在木头搭建的空间里，一并写下了整个建筑和木制品工艺发展史。对这个民族来说，房屋可以是任何形式，小到可以坐在上面的桌椅，衣橱可以和房间一模一样。扛着走的房子叫做轿，马车是个装上车轮的房间，船只在中国可以看作浮在水上的房屋……

　　几年前采访罗哲文先生，他认为中国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具有妙不可言的神奇魅力，它的复杂与精致为西方砖石结构所不及，其机智而又巧妙的组合所显示出来的美，韵味十足。其实，中国传统的房屋去掉砖石瓦片或茅草，就是个大的家具身架。而像方桌之类的家具，如果给它起一个脊，加些砖瓦，不就是亭子一类微缩的建筑物吗？木材结构的建筑体和家具，其中体现的正是中国人的智慧和“木头情结”。

　　再回到红木。红木和红木家具的概念从十年前的少有人知到目前尽人皆知，从侧面反映了这个时代价值观之嬗变。与板式家具比，实木家具要好得多；与普通实木比，红木要好得多。而红木又被赋予了历史文化内涵、艺术审美内涵，身价昂贵，在满足实用要求后又能达到精神上的满足，于是人们趋之若鹜，连我这样多年来坚持隔岸观火的人，渐渐也身不由己被卷入红木拥趸之列。回过头看，如果当初买的书房家具真是红木，应已升值十倍以上。